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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中國當代金融研究的理論分析

發布時間:2015-06-26 16:16

  2013年學術界研究當代中國金融問題的成果眾多。對于金融改革、金融發展、貨幣政策、通貨膨脹、農村金融、外匯儲備與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既有規范性研究,也有實證性研究。筆者選取的是實證性研究文章,特別是其中從較長時段進行研究的論文,綜述了研究進展與主要觀點。總體上看,學者們立足于現實熱點問題,對中國金融發展的方方面面進行實證性研究,特別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的金融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運用數理模型進行計量分析,但實證研究過多地依靠數理模型,而得出的結論似曾相識。學術界需要用當代中國金融的豐富資料,加強非數理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金融改革的研究

  一些學者對中國金融改革進行實證性分析,討論了近十年央行的改革、金融轉型、民間金融改革、農村金融改革等問題。

  王松奇評價了中國人民銀行近十年的改革,認為在周小川主政的十年間,央行貨幣政策的決策和執行方式出現新變化。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央行及時將穩健的貨幣政策改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經濟企穩后,又將貨幣政策適時恢復為穩健狀態。在貨幣政策操作實踐上,央行通過對銷政策,成功遏制了資本流入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 但也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的風險。 央行十年改革無法忽視的遺憾有三:一是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央行等金融部門沒有一人向中央財政發出示警, 央行缺少足夠的敏感性;二是在推進中國金融改革方面,央行積極推動小貸公司設立,但這不是解決小微企業貸款難、融資難的正確之道; 三是15年來的歷史業已證明,央行大區行制度基本失敗。 [1]

  潘英麗認為,中國金融改革與轉型,就是要退出實施了近6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具有推進工業化戰略的歷史使命, 在中國成功的漸進經濟改革過程中也扮演著核心角色。但時過境遷,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時退出,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一是信貸需求和供給的急劇膨脹以及融資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 二是經濟金融系統性風險向國家財政集中轉嫁;三是資本市場功能的扭曲和癱瘓;四是銀行體系自身發展的可持續受到威脅; 五是社會資本“脫實入虛”導致產業空心化趨勢明顯。促進金融成功轉型已刻不容緩。 [2]

  郭梅亮從金融功能視角分析了國有銀行的效率, 認為國有銀行具有市場金融功能與財政替代功能雙重屬性, 兩種功能演變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國有銀行在不同階段的效率。 中國國有銀行從產生開始就充滿了政府因素, 只要國家對國有銀行承擔社會責任的需求依然存在,就會有其發揮財政替代功能的社會基礎。這決定了國有銀行制度轉變將是一個漸進式過程。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國有銀行財政替代功能下的效率就一定劣于金融功能下的效率,而要結合所處的制度條件具體分析。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來看,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也不應僅局限于短期提高國有銀行的自身績效上,而應重視國有銀行功能與外部制度環境之間的藕合性。 [3]

  在民間金融改革研究上,溫州金融改革成為研究焦點與切入點。徐軍輝認為,中國的民間金融是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發展的產物。民間金融經歷了典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到強制性制度變遷的過程。民間金融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受到政府的政治穩定偏好、變革動力不足、多個要素市場扭曲、充分的誘致性變遷、利益集團施壓等因素的影響。溫州的金融改革試點,可以理解為漸進式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4]

2013年度中國當代金融研究的理論分析

  一些學者則關注溫州金融風波對民間金融管理改革的影響。唐岫立認為,溫州民間借貸風波與歐美金融危機有相似之處。一是存貸比高企;二是民間金融機構眾多;三是獲貸相對容易,抵押物傾向于房地產,抵押資產評估機構虛高評估資產價值,企業“資金鏈”斷裂后,“擔保鏈”也變得很脆弱;四是民間借貸缺乏監管。 [5]

  唐高平認為,溫州的民間借貸是自發秩序在中國金融領域內的演進和擴展。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過程,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自發社會經濟秩序”在經濟體系內部的型構與擴展。但金融領域的演進秩序仍然是政府嚴格管制下的人造秩序,自發秩序處于金融壓制狀態中,使得中國民營經濟生存、創新、轉型升級面臨自發秩序自身難以克服的金融困境。溫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自發秩序最先、最完整地演進和擴展的地區,其所表現出的經濟現象,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預示。 [6]

  許經勇指出,爆發于2011年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標志著傳統的以血緣、親友關系為紐帶的民間借貸已經走到盡頭。高利貸是搞垮溫州民營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高利貸之所以具有生存與發展空間,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允許民營資本創辦銀行,未能著力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導致民間借貸只能潛伏在地下錢莊。始于2012年的溫州金融綜合改革,主要是為了解決民間金融改革滯后的問題,旨在使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制度化。當前在溫州地區、珠三角地區、閩南地區試行的增量式金融改革,是我國增量式經濟改革模式在金融領域的延伸。但是,由于這種增量式改革是在不觸動存量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的, 這就導致存量體制與增量體制的運行規則明顯不同,兩種體制不能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使得增量體制很難健康成長,更談不上不斷擴大市場占有率。對二元結構約束下的溫州金融改革的制度績效不能有過高的期望。 [7] 的確,如中國城市金融研究所課題組的調研所言,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以來, 雖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一些關鍵領域面臨政策瓶頸,改革進展弱于預期。 [8]

  學者們對于農村金融改革的研究仍然熱度不減。喬瑞從政策演進看農村金融改革的進程,認為,中共中央先后發布的13個文件涉及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金融支持“三農”的發展。一是從單一的農村信貸服務向全方位金融服務轉變; 二是從單一農信社向構建多層次農村金融機構轉變; 三是從機構功能建設向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設轉變; 四是從自我發展向政策扶持與法律約束相結合轉變; 五是從單兵獨進向農村金融總體改革轉變。 [9]

  田學思、高連水認為,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6年)和第二階段(1997~2002年)改革的總體特征是摸著石頭過河

  --------- ,第三階段(2003年以來)的改革則具有明顯的理性推進色彩。 第一階段初步形成了以農信社為基礎的合作制金融、 以農業銀行為主體的商業性金融以及以農業發展銀行為主的政策性金融的“三足鼎立”組織架構。第二階段,“三足鼎立”存量機構組織體系不變,非正規金融的發展遭受政策限制,農業保險業務持續萎縮。第三階段,存量組織機構之外的增量機構改革開始起步, 新的金融組織形式再次出現。總體看,農村金融改革重機構改革而輕體制建設,市場化進程中行政干預始終顯著。 [10]

  陸磊重點評價了近十年中國農村的金融改革。他認為, 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經歷過兩大里程碑式的轉折:一是1996年按照《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實行了以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金融組織構成農村金融“三大支柱”的金融改革;二是2003年按照《國務院關于印發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合作制” 金融退出歷史舞臺,農村金融改革重點是解決農村信用社的財務困難。第一輪改革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 試圖通過規劃藍圖設計一個一攬子的農村金融格局, 第二輪改革則明顯具有現實主義痕跡,即以突破農村金融機構的現實經營困境為主題。2006年以來,農村金融從傳統意義上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更高層次的創新期,第一從存量改革轉為增量創新,第二從傳統產品轉為服務創新。但農村金融的根本問題在于該向誰、以怎樣的服務半徑提供什么樣的金融服務,這些問題仍然處于探索中。未來十年中,必須解決如何構建與現代農業相適應的農村金融服務、市場和管理體系,如何構建與中國特色農村經濟要素流動相適應的金融體系。 [11]

  二、金融發展及其影響的研究

  在金融發展研究方面,學術界仍然沿襲前人的研究思路,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是地方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討論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討論金融發展與優化產業結構的關系。

  在分析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方面,2013年發表的一些文章在研究方法與基本結論上,并沒有突破已有研究成果。如,趙小克、李惠蓉將人均GDP作為被解釋變量,將金融貢獻率和金融發展效率作為解釋變量, 運用1978~2011年的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再檢驗。 結論是:(1)金融貢獻率與經濟增長顯著正相關,金融規模的擴大會加速經濟增長。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金融發展屬于“供給導向”模式。(2)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效率顯著負相關,說明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受阻。(3)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上的擴張,而不是通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來實現的。 [12] 此類文章還有許多。

  另外,一些學者借鑒學界的成果,從區域視角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賴娟運用1952~2011年的年度數據,分析江西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到三點結論:(1)影響江西經濟增長的不僅僅是金融發展規模, 還有金融發展效率;(2) 江西金融發展規模與江西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江西金融發展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互相促進;(3)江西金融發展效率的低下,抑制了江西經濟的發展。 [13] 晉陽秋、 郭春霞、 黃甜甜以四川為例, 以1978~2012年的經濟數據為基礎, 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認為,四川省的經濟增長與金融相關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但從長期來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互不為因果關系。 [14] 張麗娜等運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結合我國農村地區金融和經濟的實際情況, 使用1981~200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檢驗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結論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金融發展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金融的引入激發了農村經濟增長的潛力。 [15]

  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王穎華、王靜實證研究中國29個省區1995~2010年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發現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金融效率的提高都能縮小收入差距, 但金融規模的擴張會擴大收入差距, 且金融規模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要大于金融效率對其的影響程度。[16] 吳錦運用1990~2010年31個省(區、市)的分組面板數據,對金融發展與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結論是:從全國的總體來看,1990~2010年金融規模拉大了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經濟增長與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庫茲涅茨倒U型關系。在不同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 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有所不同。[17] 徐汝峰利用1978~2009年省際動態面板數據, 對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以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衡量的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積極作用。 [18] 蒲茜、余敬文利用1978~2008年間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后, 指出農村金融發展有助于減少農村貧困,農業貸款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就會下降0.39個百分點。 [19] 張全紅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對1978~2011年廣東省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進行研究, 發現廣東省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響。 廣東省金融發展規模顯著地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以存貸比衡量的廣東省金融效率的提高卻顯著地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嚴重抑制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0]

  農村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又是重點研究問題。

  胡振華、陳恒智認為,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農村金融規模的發展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而農村金融效率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則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21] 胡幫勇、郎永建認為,農民非農收入與農村金融發展各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農村金融發展結構、 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對農民非農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影響力依次減弱。 [22] 張麗娜、王靜檢驗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認為農村金融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 [23]

  一些學者分析區域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的關系。華志遠指出,山東省農業貸款的增加促進了農民收入增長,而農村居

  --------- 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則對農民增收起到抑制作用。但卻無法得出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關系的影響方向,也就是說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夠增加農民收入尚需進一步分析。 [24] 崔曉東認為,江蘇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江蘇農村金融相關率每增加1%,江蘇農民的收入將會增長近35%。農村金融發展效率雖然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性,但是這種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25] 金曉燕、徐立平得出浙江省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結構與農民收入存在正相關關系,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民收入存在負相關關系,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擴大會促進農民收入的提高,而農民收入的提高會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結構和效率。 [26] 高新、車明誠指出哈爾濱市農村金融發展不僅沒有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反而抑制了農村經濟發展;農村投資效率提高未能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實際利率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 [27] 司燕翔、王媛等人指出,陜西省農村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農民收入的增長,但農村經濟貨幣化程度與農民純收入增長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28] 潘海英、宋煥認為,從長期來看,長三角地區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而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效率帶來的是負效應;短期內,長三角地區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效率的變化能有效改善農民人均純收入,但具有滯后性。 [29]

  王定祥、吳代紅等基于金融資本視角,討論了金融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內在機制。 認為,1952~2010年,金融結構與效率的變化有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但金融規模的積極影響不顯著,并且中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具有明顯的長期性和時滯性。1978~2010年, 金融規模擴大、結構改善和效率變化有利于產業結構高級化,但無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的內生互動發展機制尚未形成。 [30]

  此外,李青原、李江冰、江春等人從金融發展的作用機制和渠道層面,探討金融系統是否發揮了改善資本配置效率的功能以及政府干預可能產生的影響。 認為金融發展能夠改善地區實體經濟資本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對于金融系統的信貸干預會顯著地導致地區實體經濟資本配置效率的下降, 妨礙金融系統對中國地區實體經濟資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發揮。 [31]

  三、貨幣政策的研究

  對于貨幣政策的研究,集中于研究近10年來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工具的變化、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與影響因素、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等方面。

  周小川總結了新世紀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的主要特點。認為,在過去十多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中國經濟都表現出了走熱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對稱特征,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宏觀經濟風險。 中國的貨幣政策具有多重目標:一是維護低通脹;二是推動經濟合理增長;三是保持較為充分的就業,維持相對低的失業率;四是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其中,防通脹在貨幣政策中分量最大。 傳統上以CPI穩定為單一目標的主流貨幣政策框架面臨巨大挑戰,在應對挑戰過程中,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脹為主兼顧改革和轉型需要,保持了經濟和物價水平的基本穩定。 從過去十多年的經驗看,由于對行政手段比較熟悉,有時仍會出現財政、貨幣等經濟手段與一些行政手段并用的情況。經濟與行政手段并用可以產生政策合力, 有時它是一種優勢,但也會產生政策效果不易把握、政策力度波動過大和制度安排不穩定等問題。 [32]

  孫俊研究了近年來貨幣政策轉向與非對稱效應問題。 認為過去五年貨幣政策充分發揮其靈活性和針對性,相機抉擇,頻繁轉向。中國貨幣政策運用體現出如下特點:(1)調控規模幅度之大,時間頻率之密實屬罕見。 (2) 政策調控頻繁發生方向性轉變,其間政策基調依次經歷穩健、適度從緊、從緊、適度寬松、穩健,又將趨向寬松。(3)政策實施與初始基調存在偏差。中國的貨幣政策操作存在明顯的非對稱性,具有很強的非線性特征。 中國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同種政策正負向沖擊效果的非對稱性。第二,在經濟低迷期,正向貨幣供給沖擊的潛在通脹成本要小于負向利率沖擊, 佐證了增長主義的貨幣當局對于增加貨幣供給的路徑依賴。第三,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時滯性。 [33]

  方先明、 裴平討論中國貨幣政策調整的依據和有效性問題,他們基于2001~2012年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的結論是:中國貨幣政策調整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主要依據,兼顧股票價格指數水平;中國貨幣政策調整是有效的,但其作用存在時滯,尤其是在商品市場更為明顯;商品市場與股票市場之間是相通的,當人民銀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整時,貨幣資金會在兩個市場之間流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貨幣政策調整的有效性。 [34]

  貨幣政策能否發揮作用,中介指標是關鍵因素。田光寧、廖鎮宇等人研究了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有效性問題,認為改革開放以前,一直使用新增信貸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1996年, 央行正式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但近幾年來,這種調控作用在減弱。2010年底,央行提出了“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隨著新增信貸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逐漸減小,信貸對最終目標的影響逐漸減弱;社會融資規模對最終目標的影響呈增強趨勢;廣義貨幣供應量始終對最終目標有較大的影響。中國過去存在的貨幣和信貸的二元政策傳導機制正逐漸向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的二元政策傳導機制轉化,社會融資規模的可控性有待加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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